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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李莉:世界秩序的重建——從亨廷頓到費孝通

時間:2015-02-13 來源:

兩種文化思想

我們討論費孝通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同時,又不得不提到亨廷頓的“文明的沖突——世界秩序重建”的理論。他們兩人的上述思想同時出現在上個世紀的90年代。

在那個年代出現的最大事件,首先是蘇聯的解體,然后是全球化發展的加強,改變了世界的政治格局,即由意識形態的對抗轉化為“文明的沖突”。《文明的沖突》是美國學者亨廷頓出版的一本專著,在這本專著中,作者強調了文化在塑造全球政治中的主要作用,喚起了人們對文化因素的關注。他指出:“文化長期以來曾一直為西方的國際關系學者所忽視;同時在全世界,人們正在根據文化來重新界定自己的認同。”這本書一經出版就在世界范圍內引起巨大的反響,并被翻譯成22種不同的文字,書中的許多觀點被不同國家的人廣泛地討論。亨廷頓的學術研究成果引起了美國政府的關注,對美國國家政策的制定起到了很重要的參考作用。

幾乎是與此同時,中國學者費孝通先生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如果說亨廷頓是從蘇聯的解體、冷戰的結束開始注意到文明沖突,費孝通先生卻是從全球化的角度關注到了文明的共存問題。為此他撰寫了多篇學術論文,并發表了許多相關的講話。亨廷頓在其《文明的沖突》一書中描繪的是對世界未來發展的憂慮,尤其是對西方文明未來發展的憂慮:一個崛起的東亞地帶,一個崛起的中華民族,還有充滿著矛盾與戰爭的伊斯蘭國家,這是一幅具有西方思維特點的世界圖景。而在費孝通“十六字箴言”和其文化自覺思想中所希望表達的,是一種“和而不同”、多元文化互動的世界圖景。

一位是西方學者,一位是東方學者,正因為思維方式不一樣,文化的立足點也不一樣,雖然同樣都談到了在未來的社會發展中需要重建新的世界秩序,但一個強調的是文明的沖突,一個強調的是文明的共存;一個強調的是通過建立一個統一的世界秩序來規范和統一世界不同文明間的矛盾,另一個強調的則是通過不同文明的相互理解、對話以及相互欣賞、尊重來解決世界不同文明之間的矛盾,然后在這樣的基礎上建立一個大家共同遵守的世界秩序。這兩種角度和思維方式都重要,但相比之下,費孝通的思想更加柔和及富有彈性,對世界未來的和平發展更有建設性。

亨廷頓《文明的沖突》一書在國際上已經廣為人知,對美國政府制定外交及經濟發展的策略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中國學者費孝通先生提倡文明共存和文化自覺時,中國還處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時代,他的思想雖然在當時的學界引起了一些知識分子的關注,但并沒有引起國家相關部門的太多注意。

目前的中國經歷了改革開放30年的經濟高速發展,文化的問題開始突顯,傳統價值觀解體所帶來的后果是傳統道德體系的動搖以及各種價值取向的爭鋒,最近還出現了如何與周邊國家相處、如何與世界對話、如何讓國際社會更加了解中國等新的問題。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中,我們重溫費孝通的相關學術思想是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的。

費孝通的“十六字箴言”

費孝通先生提出來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在學術界被稱為費孝通“十六字箴言”。這十六個字對于如何處理不同文明、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之間的關系,以及在世界范圍內這些國家、民族、地區如何相互理解與對話,都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與價值。

在這里筆者以費孝通先生自己的話來理解這“十六字箴言”,這里的“美”是“美好社會”的意思。費孝通先生說:“‘美好社會’的內涵是各群體從不同客觀條件下取得生存和發展的長期經驗中提煉出來,在世世代代實踐中逐步形成,因之它屬于歷史的范疇。所以,不同的群體對‘美好社會’可以有不同的內涵,各自肯定群體共同認可和相互督促的理想。”

各美其美

在群體能夠在自給自足的封閉狀態下生存和發展時,各個不相關聯的群體盡可以各美其美,各不相干。但是,在人類社會已經進入“全球化”發展的今天,不同國家的文化交流,不同國家的經濟貿易,全球性跨國公司的建立,互聯網、衛星通訊的傳播,使得地球已經成為一個地球村,不同國家的人們成為了抬頭不見低頭見的人。于是,不同國家、不同群體間相互隔絕的狀態已一去不復返了,它們之間的接觸、交流以至融合已是歷史的必然。在這樣的背景下如果我們還是只知道“各美其美”,或強制別人“美我之美”,世界就有發生戰爭的危險。

全球化肇始于16世紀,從那時開始,歐洲的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帶來的現代科技和經濟的發展,把整個地球上的各個大陸都緊密地聯系了起來;原來分布在五大洲廣大地域的無數人類群體從此不再相互隔絕、各自為生了。但是他們在這500年里,并沒有找到一個和平共處的秩序,使人們能同心協力形成一個人類共同認可的美好社會。相反,從海上掠奪、武裝侵略、強占資源開始,進而建立殖民統治和劃分勢力范圍,世界形成了以強制弱、爭霸天下、戰爭不絕的形勢。

這樣的全球擴張,發展到20世紀爆發了兩次世界大戰。在人類的歷史上從來沒有停止過戰爭,但在20世紀以前,世界規模的戰爭是沒有過的。費老說過:“進入20世紀之后,居住在這個地球上的人們已經聯系得休戚相關,如此密切,甚至可以在世界規模上用槍炮來對話了。戰爭固然出于對抗,對抗卻也是一種難解難分的聯系。對抗不僅表示了聯系,并且也總是以加強聯系為終結而終于導致聯合。”因此,他常常把20世紀看成是戰國時代,是在“各美其美”的時代中,被人逼迫“美我之美”的結果。

美人之美

費孝通說:“我曾經把20世紀的人類歷史比喻為世界范圍的戰國時期。也許這個比喻不太恰當,但是其中包含著的一個暗示,我認為還是值得注意的,這就是:當今世界正在發生全球性的從分到合的運動過程。”“中國歷史上2000多年前出現的群雄爭霸,導致了秦朝的大一統局面,形成了當前中國統一體的核心。從這點上來看20世紀,我領會到,在世界大戰中提出的‘世界一體’絕非偶然,它也許是合乎邏輯地指出,群雄爭霸的20世紀已為人類向全球性大社會的方向發展做出了開導,準備了條件。”

在費孝通先生看來,20世紀的戰爭與對抗為今天的全球化打下了基礎,但同時出現了人類可以自我毀滅的武器,如果再來一次世界大戰,其后果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未來的世界不僅是經濟的全球一體化,就是從政治上來講,雖然存在著不同文明、不同社會制度甚至不同發展模式的沖突,但大的趨勢還是要走向和平共處。在外交上,各國政府必然要采取更加文明、理性與溫和的態度,也就是說,未來的世界更多的不是對抗,而是合作;不僅是競爭,而且是互動和共贏。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費孝通先生所說的“美人之美”的文化態度作為基礎。

費孝通先生在這里講的“美人之美”,就是要看到不同文化的長處,要善于尊重和欣賞與自己不同的文化傳統、社會制度與發展模式,這就需要不同文明之間的相互對話和理解。只有在這樣的基礎上,我們才可以做到文化的多樣性和多元化發展,同時具有較大的包容性。

生物圈的健康平衡需要物種的多樣性與基因的互動來保持,同樣人類社會未來的發展,也需要多樣性的文化和群體經驗及智慧來支持,這也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核心精神所在,也是世界不同國家的人類學者所持的基本態度。“各美其美”和“美人之美”并不矛盾,而是相輔相成的。只要我們在認識上能更上一個層次,大家在求同存異的原則下完全可以建立起親密的共同合作。

美美與共、天下大同

“美美與共、天下大同”,這也許是人類的一種理想狀態,在現實生活中很難做到。但費孝通先生認為這也不是不可能的,他說:“我總是認為各群體間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上存在一些差別不應成為群體沖突和戰爭的根據。如果用比較方法去具體分析人類各群體所向往的美好社會,基本上總是離不開安全和繁榮這兩項基本愿望。這兩項基本愿望只有通過群體和平協作來實現,沒有引起你死我活相對抗的理由。”

人類大小各種群體是可以各自保持其價值體系而和其他群體建立和平互利的經濟和政治關系的,只要大家不采取唯我獨美的本位中心主義,而容忍不同價值信念的并存不悖。在群體間尚沒有通過長期的交流達到自覺的融合之前,可以在求同存異的原則下和平共處并逐步發展,為進入融合一致的大同世界準備條件。

這些作為群體之間共處的基本守則,是為一個完全繁榮的全球大社會的形成做出必要的準備,也是避免在這大社會形成之前,人類歷史進程受到災難性的挫折,而倒退回到不文明的狀態,甚至使人類讓出其主持這個地球發展的地位。

在這里,費孝通先生看到的是在全球化時代,不僅是經濟的一體化,還需要有一套人類共同遵守的基本法則、理念和秩序,其實也就是一種新的普適性的價值觀。所以他呼喚新的孔子的出現,當年孔子的儒家思想為秦漢時代的大一統提出了新的理念與社會秩序。

當然這個時代的孔子,并不是指某個人,也許需要一個知識分子群體來共同完成這一任務。所以,他說:“對于全球化、文明、文化的研究,不僅僅是一種純知識性的探索,它已經成了解決人們面臨的嚴峻問題的一門科學。”

他認為,當今世界上,還沒有一種思想或意識形態能夠明確地、圓滿地、有說服力地回答我們所面臨的關于不同文明之間該如何相處的問題。不管是社會經濟高度“發達國家”,還是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在這個問題上都同樣受到嚴峻的挑戰。這不是哪個單一的國家、民族或文明遇到的問題,而是一個全人類都要共同解決的問題。全球化的特點之一,就是各種“問題”的全球化。只有當不同族群、民族、國家以及各種文明達到了某些新的共識,世界才可能出現一個相對安定祥和的局面。這是全球化進程中不可回避的挑戰。

中國如何應對這一挑戰?這需要有一個群體來開一代新風,還需要有文化的底蘊來支持。近百年來中國不僅在科學技術上缺少創新,在思想理論上也沒有對世界的發展有所貢獻。在世紀轉折之交,在人類文化需要大同或和而不同的時候,中國人是否有這種能力在挖掘中國古代資源的基礎上為世界的和平發展、為世界新秩序的建立作出新的貢獻?費孝通先生的回答是肯定的。

他在文章中寫道:“中國人從本民族文化的歷史發展中深切地體會到,文化形態是多種多樣的,豐富多彩的,不同的文化之間是可以相互溝通、相互交融的。推而廣之,世界各國的不同文化也應該相互尊重、相互溝通,這對各個不同文化的進一步發展也是有利的。”

在這個問題上,費孝通先生尤其關注中華文明的形成過程。因為中國是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多民族國家,不同民族的共同生活,導致了中國文化所具有的包容性。他有一篇非常重要的研究文章叫《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在這里他看到了不同的民族文化是如何在大中華的理念中做到“和而不同”的。所以他說:“‘和而不同’就是‘多元互補’。‘多元互補’是中華文化融合力的表現,也是中華文化得以連綿延續不斷發展的原因之一。”

他認為,“和而不同”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個重要核心。這種“和而不同”的狀態,是一種非常高的境界,它是人們的理想。但是要讓地球上的各種文明、各個民族、族群的億萬民眾,都能認同和貫徹這個理想,絕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如何才能在世界上達到這種“和而不同”的境界,費孝通先生開出了一個“藥方”,那就是“文化自覺”。

費孝通“十六字箴言”的現實意義

以往我們認為發展經濟是硬道理,經濟的發展會贏得更多的尊重和國際威望,但現實情況告訴我們,未必!上世紀的70年代,中國比現在窮得多、落后得多,但當時中國幾乎是被第三世界國家抬著進了聯合國。那是因為中國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主張要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與世界所有國家發展合作關系;另外,毛澤東所提出的第三世界的理論,團結了許多發展中國家,在進入聯合國時,贏得了多數國家的支持。

但今天,我們的經濟發展了,朋友反而少了。現在和我們發生南海爭端的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還有和我們爭釣魚島的日本,在古代都深受中國文化影響,可以說都是儒家文化圈內的國家。按亨廷頓文明沖突的理論,他們應屬于中國的同盟國,因為我們之間的文化認同和歷史淵源要遠遠近于美國,但他們卻成了美國的附屬國,聯合起來反對中國,這是為什么?

表面看起來這是經濟的原因,因為他們想搶占我們的海上資源;但細究起來,會不會還有文化上的因素?因為我們和他們沒有共同的價值觀,在歷史上我們雖然有共同的文化認同,但現在卻淡遠了。

我們還能不能像當年我們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一樣,提出一個大部分國家都認可的外交原則,然后在這樣的原則基礎上表述我們的外交政策?這一新的原則可不可以就用費先生提出來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這十六字箴言?這是非常值得探討的。用這十六個字告訴所有的國家,每個國家都需要有自己獨特的文化、自己的價值觀,但也需要尊重其他的文化,理解其他的文化,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開展文明對話,以理性的、溫和的、相互包容的態度來共處。因為僅有如此,我們才可以避免戰爭,避免生靈涂炭,避免地球毀于一旦。這是一條和平之路,這是一條各個國家互惠共贏之路。新的世界需要建立新的世界秩序,這一新的世界秩序必須要建立在每個國家都愿意遵守的、對每個國家都有利的基礎上。筆者認為費孝通先生提出來的這十六字箴言,可以被世界許多國家認同,并達到如此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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